漫漫科研路，榜樣勵我行(此文完成于2019年底，有幸入選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黨建基地專欄：http://www.ioz.cas.cn/djjd/sssh/201912/t20191209_5450822.html）2001年底，還在淮北師範大學大三就讀的我，有幸加入了薛建平教授領導的細胞生物學實驗室，開啟了我的科研之路。回憶當年，薛老師曾對我們說：“考上研究生可以改變三代人的命運”。而之後選擇考研、走科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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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改變了我的命運。 　　回憶自己踏上科研之路的“初心”，很大一部分歸功于當年薛老師關于“改變命運”的激勵。然而，真正鼓舞我在博士畢業之後繼續從事科研的真正原因還是自己對“完善或者改變人類知識體系”的渴望。此外，學術屆的清風正氣也是我熱愛學術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無論是項目評審還是論文發表過程都相對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研究團隊和自己的實力，不需要通過拉關系、講情面、拼酒量等手段來解決。 　　然而，科研沒有平坦大道。近年來，研究所出台“助理研究員八年非升即走，副研究員十年之內非升止評”的政策。這對于從事基礎科研工作的我們而言，壓力巨大。和我同期加入動物研究所的許多同事相繼選擇離開了原來的科研崗位，或轉崗或離開動物所到地方院校發展。老實說，這些同齡人的離開對我的思想衝擊非常大。 　　今年4月底到5月初去英國訪學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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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我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時期。因為根據研究所現有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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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晉升研究員只有兩年半的時間了，加上考慮到這些年長期不在父母身邊對他們的虧欠，我確實有些動搖了。 　　5月4日，我完成訪學任務，按期回國，正好趕上所裡組織的“學習秉志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事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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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聽取了聶常虹書記的精彩報告，該報告深深地影響了我。同時，我也注意到研究所的廣場上多了幾塊石碑，銘刻著秉志先生對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深切期望。其中有一塊，上面這麼寫著“思念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關系、默審來日之大難，為國家計，為人民計，即為個人計，亦不可徒守目前之營生，塞責了事，以求自便。國家興旺，匹夫有責，是在有志者之自奮也”，這一段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之後，我深刻反省，也許之前，我考慮個人的得失太多了，而忽略了現有科研平台給我提供的機遇、以及賦予我的責任。 　　深思當前我所從事學科的研究現狀：雖然我們現在已國富民強，但是中國動物系統學的研究仍遠遠落後于西方國家。在建國之初，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基礎科學研究基本停滯。由于大量物種的模式標本保存在歐美國家，中國研究者很難有機會到這些國家去檢視和研究這些標本。大量的文獻資料的獲取也是非常困難。因此我國動物系統的研究相對落後，甚至在研究基礎最好的哺乳動物學領域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例如，在哺乳動物囓齒動物類群，還有大量工作急需開展，這不僅僅包括中國廣大未曾開展過野外調查的地區需要推動系統考察，還包括大量類群目前仍然缺乏系統的分類學研究工作。 　　近些年來，我們國家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基礎研究。國際或者是科學院提供的國際經費也使得我們有機會對保存于歐美國家的模式標本進行核對。同時互聯網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方便地收集到研究類群的相關文獻。借助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讓傳統的分類學研究成為整合分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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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系統發育基因組學研究。國家和研究所給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給我提供一個可以安心做科研的平台。反思同事們轉崗或者離職對我的負面影響，我為我的動搖感到羞愧。 　　作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我一直拿一些優秀的女性科學家作為我學習的楷模。例如：默默無聞，畢生奉獻科研事業的諾貝爾獲得者屠呦呦研究員；七十高齡還要親力親為堅持自己完成化石標本打磨的張彌曼院士；為了事業與家庭的平衡，放棄條件優越的實驗室，選擇去美國支持丈夫，百忙之中還堅持做科普教育的曹曉風院士；以及就在我們身邊，勇挑科研重擔，足蹟遍及我國大江南北的喬格俠研究員等。這些優秀的女科學家們的故事激勵我重拾信心，繼續前行。我希望能夠通過向我心目中的楷模們學習，更好地平衡科研和家庭的責任，能夠給我的孩子做個好榜樣，做一個有擔當、有責任心的優秀科研工作者和母親。 　　同時，我也應該珍惜現有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團隊。踏實工作、努力進取、切實解決科學問題才是我的當務之急。就像曹曉風院士曾經講的那樣：科學研究要專心致志、沉得住氣、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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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做好長期面對困難、承受挫折的心理準備。 　　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為我所熱愛的科學事業繼續求索！江蘇鎮江，古稱潤州，居長江南岸，地處長江與京杭大運河兩條黃金水道的十字路口。東西走向的長江和南北走向的京杭大運河不僅是物資和商品交流的途徑，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特有的臨江近海、江河交匯的地理區位，形成了鎮江“南北兼融，東西並蓄”的多元化文化內涵。鎮江是江南運河的北端。鎮江運河，始鑿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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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于隋唐，迄今已2200多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鎮江古運河遂成江南運河入江主道，奠定水運樞紐地位。如今，大運河鎮江段全長近60公裡，分為兩段，一段是諫壁閘以南為仍然通航的京杭大運河段，全長42.74公裡；一段從京口閘經丹徒閘至諫壁為古運河段，由唐代以前若幹河段、北宋新河及明初繞城運河串聯而成，長16.69公裡。江河交匯，是鎮江運河的特色。鎮江古有“五口入江”，即長江與運河交匯處，在鎮江原有五處。自西向東分別是：大京口、小京口、甘露口、丹徒口、諫壁口。後大京口、甘露口被填沒，今僅存其餘三口。在小京口，臨江建有平政橋，長江水在平政橋下與運河相通。平政橋建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冬，初建時為木質活動橋，1933年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2000年重建。距平政橋不遠的運河上，建有京口閘（1957年建）。京口閘，被稱為“江南運河第一閘”。丹徒入江口，則是秦代人工開鑿江南運河的第一條入江口。現在，小京口和丹徒口，雖仍是運河的入江口，但已不通航。仍然通航的江河交匯處，是諫壁口。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諫壁新開入江的人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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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了大型船閘和灌排兩用的大型抽水站，使諫壁成為江南運河水運出入長江的咽喉和調節江河水量平衡的重要水利樞紐。江南運河沿岸城鎮密布，經濟發達，生產、生活需水極多。據說，每年都要從長江引水入運河，再通過運河，輸送到長江三角洲各地，以滿足需要的。展示江河交匯文化的，還有西津渡碼頭。長江南岸的西津渡，當年對望著對江的古瓜州，三國時叫“蒜山渡”，唐代曾名“金陵渡”，宋代以後才稱為“西津渡”。相傳，三國時期，曹操率領數十萬精兵南下，諸葛亮和週瑜在西津渡北側蒜山頂上的亭子裡共謀退敵之策。他們在掌心不謀而合地都寫了一個“火”字，最終贏得赤壁之戰，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場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清代以來，由于長江泓道北移，江灘淤長，原來渡口的週邊一帶，都被隨波逐流的淤沙淹沒，逐漸填成陸地。當年的西津古渡，現在已經離長江江岸有三百多米了。西津渡碼頭遺址，現在西津渡古街。古街全長約1000米，歷經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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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條街隨處可見六朝至清代的歷史蹤蹟。（部分文字和最後5張丹徒口、諫壁口、運河之母雕塑的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