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我們眼裡也在我們筆下原標題：改革在我們眼裡也在我們筆下 　　在歷史的長河裡，我們眼前掠過的每一朵浪花，都有可能成為珍貴的史料與記憶。作為記者，觀察、捕捉、記錄下一個個有價值的瞬間，是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我們見證歷史，並有幸成為歷史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從事國土管理行業新聞工作20多年來，我經歷了3次職業身份的大轉變，所服務的媒體先後從《中國土地報》變更為《中國國土資源報》，到現在的《中國自然資源報》。每一次名稱的變更，都是基于我國土地管理體制的重大變革背景。 　　1996年8月，我進入原中國土地報社從事採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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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國土地管理的最高行政機構──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僅10年。下屬的報紙很小，採訪機會也極少。我工作後的第一次採訪，是在1997年1月3日。進入國家土地管理局辦公樓的一剎那，幾分驚訝、幾分沮喪悄悄襲上心頭。 　　那是一棟極其普通的灰色水泥牆面的四層簡裝樓房，據說還是租賃的一棟臨時辦公樓，樓梯和房間設施陳舊，如果不是門口掛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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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看不出是國家機關的辦公場所。但當我這位“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小報記者在沒有預約、也不認識任何人的情況下，大膽敲開國家土地管理局局長的房門時，心懷的疑慮很快被滿滿的信心所替代。時任局長鄒玉川一邊感嘆我這位“冒失的小記者”膽大，一邊和藹地從形勢到現狀，對我進行了土地國情國策的“科普”教育。 　　1986年2月成立的國家土地管理局，作為國務院重要組成部門，負責全國土地、城鄉地政的統一管理工作，我國土地集中統一管理由此開啟改革與發展的新征程。1987年，深圳大膽敲響土地拍賣第一槌，隨後，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政策出籠，國有土地由此走上從無償到有償、從資源到資產的道路，我國的土地市場也逐步開始建立完善。1986年6月2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通過並頒布我國第一部專門調整土地關系的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為紀念這一天，1991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1991年起，把每年的6月25日確定為全國土地日。這是國務院確定的第一個全國紀念宣傳日，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為保護土地而設立專門紀念日的國家。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黨中央、國務院對土地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視。那些年，每逢全國土地日，國家土地管理局以及北京市政府的領導都會走上街頭進行現場宣傳。鄒玉川還透露，我國土地管理制度還會進一步改革，全國土地管理工作將迎來新高潮。 　　果然，採訪鄒玉川後僅3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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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中發〔1997〕11號），提出了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目標原則，標志著我國土地管理改革進入一個新的裡程。由此，國家土地管理從機構到法律制度、管理體制，開始了新一輪的變革：199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決定組建國土資源部，統一管理土地、礦產資源；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土地管理法》修訂案；1999年1月1日，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同步實施，規劃管控、用途管制、基本農田保護、耕地佔補平衡等一系列新的制度體系開始建立並逐步完善，我國改革開放後的新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與管理體系基本形成。 　　1998年4月，國土資源部掛牌後，機關統一搬到位于北京冠英園西區的一棟高樓，這是一棟帶電梯的8層辦公樓，本為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所建，建好後恰逢機構改革，新組建的國土資源部機關人員幾乎增加了一倍，辦公樓因而顯得較為擁擠，大多數司局都是兩個處室共用一間大辦公室，但比起以往，無疑是“鳥槍換砲”了。那時，每去部裡採訪，大家都是歡聲笑語，如同土地管理事業一樣，一派新氣象。幾年後，部裡又搬到了西四辦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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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好幾棟樓，一些直屬單位的辦公地點也聚攏到了一起。工作條件更好了，工作勁頭也更足了。 　　20年後的今天，隨著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推進，全民所有土地、礦產、森林、草原、濕地、水、海洋等自然資源資產實現統一管理，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承擔了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的職責。辦公樓沒有改變，但隨著機構與人員的重組，新的氣象再次充盈著這個肩負重任的新部門。眼下，全國國土空間規劃以及海岸經濟帶等規劃的編制工作已全面開啟，包括“藍色國土”“綠色國土”在內的遼闊國土空間，從平面到立體，將實現全方位的統一管理。 　　作為這一行業的老記者，伴隨改革步伐，眼中的視野變得更加寬廣，筆下的國土管理改革與發展的新篇章正等待我們記錄與續寫。原標題：趕上了新時代 趕上了好時代　　編者按 作為時代的見證者、記錄者、傳播者，記者在深入採寫改革開放變遷故事的同時，有著更多、更細膩的切身感受。將採訪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拼接起來，便會呈現出一幅改革開放的歷史畫卷。今日6版、7版，我們跟隨這些記錄者，一起回望這幅壯美畫卷。 　　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在採訪中也更喜歡那些透著泥土芬芳的鄉村故事，因為那正是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一面鏡子，映照著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變革的滾滾浪潮。 　　在山東省的革命老區沂蒙山區，我在宗路果品專業合作社的冷庫裡見到了劉宗路，我想在他的冷庫裡為他留張照片，這位帶領鄉親們把果子賣到全世界的山東漢子竟還有點不自在。 　　劉宗路家就在離孟良崮不遠的臨沂市蒙陰縣野店鎮毛坪村，他從小最熟悉的交通工具是只有一個輪子的小推車，村裡滿山的蘋果、桃子味道很好很受歡迎，到了收果品的時候，全靠人扛肩挑下山再裝上小推車，在2米來寬的土路上，一個人推，兩個人拉，到週邊村子售賣換點油鹽錢。“毛坪路窄石頭多，出門就爬坡”，路上顛簸，蘋果、桃子都顛壞了，每斤只能賣兩三毛錢，村民們守著滿山的果子一直過窮日子。 　　當年，在劉宗路所在的“崮”，不僅限制了腳步，更錮住了當地百姓的思想。但改革開放讓這一切都變了，劉宗路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下，首先帶著村裡的全體勞力齊上陣，沒黑沒白地開始修路，他們想得很簡單──“要想富，先修路”。毛坪村修建道路30餘公裡，徹底改變了村裡的交通，小推車再無用武之地，被放在村史館裡見證著那段艱苦的歲月。 　　沂蒙老區路一通，人們的思想也就活絡了，山區就熱鬧了，百業萌發。40年來，劉宗路從父輩的手提肩扛到鎮裡擺地攤，再到自己的真空預冷車直接能開到田間地頭，兩三毛錢一斤的蘋果、桃子現在最多賣到了60多元一斤，範圍也從賣週邊居民到全國各地。現如今，毛坪村的果品走出了國門，賣到了英國、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 　　現如今，“四塞之固，舟車不通，內貨不出，外貨不入”的沂蒙山區，歷經40年改革開放，已崛起為開放高地，形成“北有臨沂、南有義烏”的全國商品批發貿易格局。 　　雖天南海北，卻有著一樣變遷的故事。整齊的階梯大廳，座無虛席，眼睛盯著數字跳動的屏幕，左手一個小本，右手緊握按鈕，現場被一股緊張的氣氛籠罩。這裡是雲南省昆明市呈貢區鬥南國際花卉拍賣中心的拍賣大廳，這裡每天成交的鮮切花上千萬枝，活躍的花農花商上萬人，是亞洲最大的鮮切花交易市場。在採訪中，我遇到了晉寧縣花農普志林，聽了他的故事，我覺得他很像劉宗路。他們都是一樣勤勞質樸的中國農民，故事也出奇的相似。 　　年輕時的普志林家裡一直種菜，除了自家吃，多餘的也擔到集市賣了換點柴米油鹽錢。上世紀90年代，當地開始發展花卉產業，外面來了很多老板開始承包當地的土地建大棚，普志林出租了土地，帶著妻兒到城裡務工，勤勞踏實的他沒幾年就積累了一筆錢，看到家鄉的花卉產業蒸蒸日上，幹脆回到了家鄉，建起了玫瑰大棚……這一幹就是十幾年，剛開始，市場還沒那麼大，普志林自己用三輪車給商販送花。如今，鬥南國際花卉市場建立起來，普志林也買了小卡車，承租了更多的土地大棚，除了自家的花卉，附近幾個村的花卉也由他配送到花卉市場。 　　多年的用心經營，普志林自己也成為花卉市場的閃光名片，他的花卉總能拍出高價。在老普的大棚裡，我舉起相機，照片裡的老普笑得如他身後的花兒一樣燦爛。 　　在保定市蓮池區西高莊村，高樓林立，綠樹環繞，“百花深處有人家”的意境中，處處張貼著書法、字畫。在林立的高樓中，悠然一股中國氣派的田園生活的味道。偌大的活動中心、幹淨的操場、幹淨的街道、歡笑的人們……“改革開放40年，西高莊的變化翻天覆地。”西高莊村黨總支書記王煥榮說，30多年來，西高莊村實施“文化育民”工程，從一個貧困村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文化村、藝術村、經濟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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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文化素養大幅提升，精神風貌昂揚向上。 　　我是在北京參觀了一個農民書畫展後，對這個村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在展覽現場，從82歲的長者到幾歲的孩童，村民們人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自信的笑容，村民瀟灑潑墨的場景在我腦中歷歷在目，揮之不去。 　　時間是最好的見證者，這40年，鄉親們的腰包越來越鼓，鄉村越來越美，文化生活越來越繁榮。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現行聯合國標準下的7億多貧困人口成功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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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改革開放為世界造就了一個‘中國奇蹟’”。正如鄉親們所說，“趕上了新時代，趕上了好時代”。，